主事者的態度調整，可使庶民轉憂為安

    主事者的態度調整，可使庶民轉憂為安

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」慮之不遠，其憂必至，憂慮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思患預防。然憂即己形成，必轉鬱，鬱久必懼，以社會整體氣氛而言過度憂慮並非好事。憂慮有知識份子及在位者的「憂天下」，至於庶民百姓只要慮生活即可。環顧社會情形，庶民百姓反倒來憂天下，其結果無解，憂上加憂；百里候推「幸福保衛站」來憂庶民極少數的吃飯問題，是否形成職責不恰當？造成鄉、鎮、區公所的社會課，及社工人員的閒置？

      回顧去年台灣內部的憂，還真是方方面面的，由外而內形成地。其內容有些是環境造成，有些是人謀不藏，有些是社會心理「暗示」〈Suggestion〉自己嚇自己。但這些結果不但影響我們的「邏輯」和「推理」行為，甚至我們的態度及生活。「地球沒法救了啦！想辦法適應環境才是真的。」、氣象局：「極端天氣成成趨勢」氣候暖化這是事實，但被暗示為要到阿里置產，臺北市剩下101，是否過頭了。

勞保基金有無潛藏負債，不管官員如何解釋，我們所觀察到的「社會祕思」，是勞保負債太大，一定會倒，因為勞委會拿私人保險標準，來做社會保險精算報告，使庶民百姓得到「暗示」勞保一定倒，於是產生焦慮心理，做出錯誤的行為一次請領，始作俑者是誰？美國有個「財政懸崖」，台灣財政是否也有個懸崖？「歐豬五國」舉債過度，台灣潛藏債務是否己希臘化？歐、美、日的貨幣政策，與我們有關，這也是事實，但這是中央銀行、財經官員及立法院的頭等大事，庶民百姓實在也憂不得。

      庶民百姓憂景氣低迷、就業困難、賺得少、沒得往、貧富差距大、課稅不公及有病沒得看，這才是百姓心目中的頭等大事，執政者不能任其憂慮下去。英國、邊沁〈Jeremy Bentham〉「功利主義」認為人的自利「他企求快樂與避免痛苦的趨勢」形成許多社會的不平和不公正，然而由於開明的社會領導者的領導，能夠獲得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。憂的社會心理態度即己形成，希望不要深化，以免影響整体的社會行為，略疏管見如下：

一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從實際的生活經驗來改變態度：例如經營不善的銀行面對擠兌，最佳方案就是從中央銀行，借調大批現金堆疊展示，擠兌行為即刻消退。勞保、公保、軍保會不會倒，在多的信心喊話相對於去年十、十一月的老年給付的擠領潮，我們就可了然於胸，請政府趕緊行動，以求安定民心。

二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對「正義」的定義、內涵、訂定者尚末明確之前宜少用，因為正義一辭最容易引發社會情緒，諸如軍公教的十八趴、土銀的十三趴有其社會背景，在兩度政黨輪替之下多無法解決，與其無窮盡的追打利息正義，不如跳到另一個面向，以所得替代率解決。

三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階級意識最容易引起對立，很少人認為他們是「上層階級」或「下層階級」差不多一半的人都認為他們是「中層階級」或另同的「工作階級」，大家因為工作環境的不同，或有薪資的差異，層級是因分層負責而設立，互相尊重代替階級歧視，如果執政者在以薪資階級立論，無異於提油救火。同樣的世代剝削、世代不平，也是容易挑起妒恨情緒，如果從另一面向思考，以提高GDP及國民所得來達成年金世代傳呈。

四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面對以減法思維改革，要留給被改革者一線希望，不要一刀砍，因法具有不可溯的特性，改革當下雖合理，但是否合情，可知被改革者會心痛。如果年金改革是以浮動機制，當景氣不佳時共体時艱，當GDP上昇年金隨之提高，相信被改革阻力相對會減少。

五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使態度向希望的方向改變就是宣傳的功能：用庶民能懂的話語，透過媒体溝通、亮招牌、提保証，提高信心態度就會改變。

六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領導者的態度往往影響改革的成效：白朗J.F.Brown說：「一個成功的領導者不能站在外邊，對於他所領導的團體說來，他必須被認為是有共同態度和反應的人。」馬總統今年的元旦賀詞，雖然勾勒出其施政願景產業轉型、創新加值、積極培育人才及年金改革等四大面向，但獨缺鼓勵被改革者為維護「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」共同奉獻付出。縱然無法提出人性的呼籲，至少也不要如考試院長所言「太糟糕了，造成公務員愛退休、想退休」硬把退休軍公教型塑成貪圖退休之利，然後在來改革軍公教的退休所得，主事者將被改革者推到對立面，社會不亂才怪，可知當時因人事阻塞對任職滿二十五年以上且年滿五十歲者，政府還鼓勵退休還加發四十萬呢？昔是今非，主事者的態度初一、十五不一樣，受辱者是依法的軍公教，讓軍公教產生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」的氛圍。

附註：個人並非反對推「幸福保衛站」，來達到「皆有所養」的脫貧濟窮救急的措施。而是提出一种思考，百里候是否有更屬於方略性的上層思考來推動縣政，屬於事務性的由更基層的鄉鎮里鄰來推展，終究他們更接近窮困人民。